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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日渐加剧民政部设立养老服务司

  国家统计局1月23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截止2018年末,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24949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为17.9%。和2017年末相比,2018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增加了859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上升了0.6%。

  但与此同时,截止2018年末,全国0-15岁的人口为24949万人,占总人口的17.8%。

  “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老年人口比重超过少儿人口比重的现象。”著名人口学家何亚福在接受时代财经采访时表示。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司长李希如认为,老年人口比重的上升加重了劳动年龄人口负担,给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带来挑战。

  实际上,从2018年的种种迹象来看,应对人口老龄化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一个典型的事件是,2018年1月,国家发改委、民政部、卫健委等14个部委联合下发《关于开展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的通知》,其中提出,为了引导全社会准确把握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要面向全社会展开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

  上述通知提出的目标是,到2020年,人口老龄化的国情意识明显增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社会氛围更加浓厚。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上述通知提出的其中一项举措,是将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纳入大、中、小学教育教学内容及党校、行政学院和各级领导班子理论学习中心组和干部培训教育内容。

  与此同时,部分部委在2018年的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俗称“三定”方案)中,也开始积极设立老年人服务机构。

  例如,曾积极执行“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的“计划生育委员会”部门被撤销,而在卫健委内部,涉及“计划生育”的计划生育基层指导司、计划生育家庭发展司、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司等也都被撤掉。

  在卫健委内设的21个机构中,新设置了承担老年健康工作的老龄健康司,以及负责人口监测预警工作、提出人口与家庭发展相关政策建议的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司。

  这些举措表明,过去以“控制人口数量”为目标的计划生育部门已在2018年退出历史舞台。

  此外,近日国务院批复的民政部“三定”方案显示,民政部也新增了养老服务司,其职责是承担老年人福利工作,拟订老年人福利补贴制度和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业内普遍认为,迈入人口老龄化社会,法国用了115年,美国用了60年,德国用了40年,日本用了24年,而中国仅用了18年,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之快、规模之大,世界上绝无仅有。

  这种背景下,何亚福指出,仅仅设立老龄健康司和养老服务司这些机构,远不足以缓解人口老龄化危机。

  “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老年人口寿命延长,使老年人口的比重增加;二是出生率下降,使少儿人口数量和比重减少。”何亚福向时代财经分析说,老年人口寿命延长,是医疗技术进步和生活水平提高等因素综合的结果,我们不可能为了缓解人口老龄化危机而缩短老年人的寿命,所以缓解人口老龄化危机的根本措施还是要提高出生率。现在中国的出生率连续两年下降,如果不尽快构建一个生育友好型社会,预计中国未来几年出生率仍将继续下降。

  无独有偶,2018年10月的政协双周协商座谈会上,多位从事人口工作、关注人口政策的委员、专家们也建议,中国应加快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

  以婴幼儿照料问题为例,国家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一份调研报告称,有六成妈妈是因为“孩子无人照料”而放弃生二孩。而多位专家也表示,目前国内短短几个月的产假,也无法解决普通职工的婴幼儿照料问题。

  目前媒体广泛援引的一个数据是,国内0~3岁婴幼儿在各类托幼机构的入托率仅为4%,远低于发达国家50%的比例,但2017年中国幼儿园毛入园率已接近80%,这表明婴幼儿在进入幼儿园以前,普遍存在一段缺乏社会照料的空挡期。

  更严峻的是,近年来部分地区的幼托资源正在不断减少。以上海为例,上海市总工会此前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2015年上海独立设置的托儿所有35所,比2011年减少21所;2015年总托儿数为5222人,比2010年减少3000多人;2015年,约80万0~3岁的婴幼儿中,能上托儿所的只占0.65%。

  时代财经梳理发现,不少发达国家在应对人口老龄化难题时,都曾积极解决托幼难题。

  例如,法国从2004年实施“托儿所计划”,政策为举办0~3岁托儿所的企业提供税收优惠政策,后来,法国政府提出从2015年到2017年要增加超过27万个幼儿照看“位子”。而这些举措也伴随着每年大约0.5亿欧元的财政支持。

  日本则从1993年开始对设立保育设施的企业每年支付不低于360万日元的“企业内托儿补助金”,并且,政府要求企业从1995年开始给享受“育儿休业”的女职工交纳社会保险金。到了2016年,日本提出从消费税中拨付0.7兆日元增加保育事业财政投入后,于2017年又追加了0.3兆日元。

  何亚福认为,现在压抑生育意愿的最大问题是育儿成本高,仅仅解决婴幼儿托管教育难题,仍然无法令生育率有大幅度的提升,还需减轻育儿成本、加强女性职工劳动权益保护等。他指出,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政府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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