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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清代马尔萨斯:洪亮吉精准预言中国人口危

  本文节选自:《1493:物种大交换开创的世界史》,作者:[美]查尔斯·曼恩,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洪亮吉1746年出生在长江口附近,在他父亲意外身亡后,家道开始中落。他天资聪颖但情绪阴晴不定,身材高大、面色发红,“善唱歌、饮酒”,一位朋友回忆道。他在学校里经常因醉酒后的滑稽举动而被斥责,哪怕是在他因学识与文风而获奖的时候。这是一个情感激烈、急躁而易被激怒的人,他会抓住对话者的手腕、身体前倾着靠近,然后狂热、高声地喷出他的观点。“他的眼睛会眯起来,你能看到他的脖子因愤怒而变红,”另一位朋友在回忆与他讨论政事的时候说,“那时他真是极不善交际。”朋友们之所以容忍他,是因为他是一个优秀的诗人、一个才思敏捷的散文家、一个知名的水道研究学者,他重新确立了行政边界,并参与了清帝国综合地理志的修撰工作。然而,他最杰出的思想成就在当时却几乎未引起注意。在1793年,洪亮吉提出了一个前人从未有过的观念。

  44岁时,洪亮吉终于在清朝的官僚系统里谋取了官职(他曾四度在科举考试中落榜),之后被派往西南腹地的贵州省督察学政。在地质学中属于一个倾斜、侵蚀严重的石灰岩架的贵州,是一个由陡峭峡谷、隆起的丘陵和漫长的溶洞构成的湿热而地形复杂的省份。它是清政府的另一个占领目标,从中国中部涌进来的移民挤压了本地苗族原住民的生存空间。这些新来者爬上山、种玉米、组建家庭。洪亮吉很疑惑这股热潮能持续多久。

  “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他写道,或许我们可以谅解他文中的夸张,“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他假设某男子有“屋十间,有田一顷”。如果该男子成亲并养育三个儿子成年,那就有八口人(四个男人及各自的妻子)住在这对父母的农舍里。

  八人即不能无拥作之助,是不下十人矣。以十人而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吾知其居仅仅足,食亦仅仅足也。子又生孙,孙又娶妇,其间衰老者或有代谢,然已不下二十余人。以二十余人而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即量腹而食,度足而居,吾以知其必不敷矣。

  洪亮吉承认,清政府确实开辟了新的农田来养活中国人口。但耕地量亦不过增一倍而止矣,或增三倍五倍而止矣,而户口则增至十倍二十倍,是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而户与口之数常处其有余也……

  五年后,英格兰也有一个人提出了类似观点,那就是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牧师(Rev.ThomasRobertMalthus)。这个腼腆、随和、有轻微兔唇的人,是英国也可能是全世界第一个在大学获得经济学学位的人,也就是第一位专业的经济学家。一次与父亲的意见分歧促使他开始思考人口增长问题,他的父亲是一个英国式的有钱的怪人。他们争论的是人类能否将世界改造成天堂。马尔萨斯认为不可能,并写成了一篇55000字的长文,这篇未署名的抨击文章在1798年发表。之后他又撰写了几个更长的版本。这些文章都有署名,因为马尔萨斯已经更加自信了。

  “人口的增殖力,”马尔萨斯宣称,“无限大于土地为人类生产生活资料的能力。”今天的教科书通常借助曲线图来讲述这个概念。曲线图中的一条线代表粮食供应的总量;当人们开垦出更多耕地和更有效地耕种时,这条线从左至右缓缓上升。另一条线开始时很低,但迅速变弯曲,与第一条线相交并冲到它的上方,这条线代表的是几何级数式增长的人口总量。最终,两条线之间的差距无法弥合,《启示录》中的四位骑士将造访人间。马尔萨斯认为,一切增加粮食供应的努力最终只会导致人口增长,后者比被抵消的粮食供应增长量还要高—这种状态如今被称为“马尔萨斯陷阱”(Malthusiantrap)。忘掉乌托邦吧,马尔萨斯说,无论现在还是未来,人类注定要在饥饿的边缘挣扎生存;也忘掉慈善吧,扶贫只会导致更多婴儿出生,这反过来又会让这条道路更加艰难。无论这场盛宴的规模有多大,总会有太多的饥饿者想要坐到桌前大快朵颐。“马尔萨斯的陷阱”是不可避免的。

  它引发了爆炸般的反响。“从《人口论》发表之日起,”伟大的经济史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Schumpeter)宣称,“马尔萨斯一直有幸—这确实是种好运气—成为两种不合理程度不相上下、互相矛盾的观点的品评对象。”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MaynardKeynes)认为马尔萨斯“开启了对经济的系统化思考”。另一方的珀西?比希?雪莱(PercyByssheShelley)则嘲笑他是“一个阉人加暴君”。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StuartMill)将他视为伟大的思想家。而在卡尔?马克思看来,他是个“剽窃者”和“阿谀奉承统治阶级的无耻之徒”。“有人说他是人类的恩人,”熊彼特写道,“有人说他是恶魔,有人说他是深刻的思想家,还有人说他是个笨伯。”

  相比之下,洪亮吉则完全被忽视了。与马尔萨斯不同的是,他从未系统地发展自己的观点,部分原因是他把全部精力都用来抨击他认为正在劫掠国家财富的腐败官员了。震惊于清政府应对四川、陕西饥民暴乱的方式之残暴与无能,洪亮吉在1799年辞官。在他离开仕途期间,他给太子写了一封洋洋洒洒但言辞尖锐的信,后者将其呈给了嘉庆帝(不要与两个世纪前那个沉迷炼丹的嘉靖帝弄混淆了)。被此信触怒的皇帝判洪亮吉终身流放,让他噤声。

  洪亮吉不被认可是不应该的;他似乎比马尔萨斯更准确地捕捉到了“马尔萨斯陷阱”的运作机制。(我使用“似乎”这个较保险的词,是因为他始终没有补充更多细节。)马尔萨斯的理论提出了一个简单预测:更多的粮食会导致出现更多吃饭的人、导致更多苦难。然而事实上,全球农民收成的增长速度更快。1961至2007年间,全球人口大致增加了一倍,而全球小麦、水稻和玉蜀黍的收成则增长了两倍。所以,在人口总量飙升的同时,长期营养不良人口的比例却在下降,与马尔萨斯的预言恰恰相反。当然饥饿仍然存在,但普遍来说,儿童营养不良的概率已经平稳地、令人振奋地下降了。相比之下,洪亮吉做出了一个相关但更复杂的预测。他颇有先见之明地指出,持续地要求增长将引发一场生态灾难,它最终将导致社会功能失调,随之而来的是人类所遭受的严重苦难。

  今天的研究者在谈到“马尔萨斯陷阱”时,指的正是这个过程。事实上,当下所有围绕环境的争论都可以归结为两个问题:第一,人类能否继续积累财富和知识,就像工业革命后发生的那样;第二,这个积累过程中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土壤退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对地下水的消耗、气候变化—会不会突然扼紧“马尔萨斯陷阱”的咽喉,将地球带回到前工业时代的不幸境地。令人惊恐的是,中国在本文中向世界展示了后者的可能范例,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这么说。美洲作物进入中国高原地区后的几十年里,这个全世界最富裕的社会因为与自身环境的斗争而陷入了剧烈动荡—一场毫无胜算的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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