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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融合背景下社会治理体系建设的新时代意蕴

  党的十九大提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将以往“城乡统筹”改成了“城乡融合”这一新的表述。从“统筹”到“融合”,这是对城乡定位、城乡关系、城乡发展的再认识和再部署,对城乡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历史地看,中国经历的快速城镇化前所未有,规模化的中产阶层群体前所未有,自媒体对传统社会关系结构的冲击前所未有。在这些趋向的背后,是社会形势的动态复杂性、利益诉求的高阶多样性和行为关系的时空虚拟性,大量利益性、观念性、流动性矛盾以各种形式进入社会治理领域,给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带来了冲击。新时代背景下,需要深刻理解城乡融合的时代内涵,着力打造城乡一体化社会治理新格局。

  治理现代化提出以来,在顶层设计引领下,各地不断探索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方法,城乡社会治理体系总体呈现智能化、立体化和网格化趋向,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基本形成。但总的来看,中国城乡融合发展也还面临城镇吸引力引致乡村空心化、城市化与农民工市民化脱节以及自发秩序总体表现不足等问题,需要打造适应城乡融合发展时代背景的社会治理体系。

  城乡统筹推进,回应流动性背景下的动态复杂性。高流动性背景下,动态复杂社会问题的集中出现,意味着社会正在经历一些自发的结构性变迁,城乡融合发展必须整合各种制度、力量和资源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来,更加注重广泛的参与性、自协调性以及协同性。根据中国发展实际,应着力推动形成党委领导下的权力分工治理体系,提高城乡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

  权利保障优先,推动公平正义或避免相对剥夺感。一些社会问题的出现是主观比较落后的相对剥夺感引发的。对此,需要在加快经济发展夯实物质基础上,不断满足城乡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只有在经济发展基础上,福利制度才能更加普惠、均衡和充分。同时关注并切实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着力消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产生的相对剥夺感,并为公平正义提供制度保障和营造环境氛围。

  内部规范引领,注重价值共识与共同体文化培育。内部规范作为一种自生自发并自我约束的柔性治理机制,很大程度上是群体成员的共同意志和行为准则,是一种自发的公共性规则和契约,在城乡社会秩序建构中发挥着凝聚共识、解决问题和维护稳定等作用。或者说,基于内部规范基础上的自发秩序具有柔韧性、低成本性以及有效性等特征,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的社会治理中,都应加以重视和培育。

  治理边界法定,破除行政承包制伴随的破窗效应。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任务层层传导的压力型体制与现代化裹挟的利益诉求,使得治理有时突破边界。一些方面甚至出现权力介入程度过深和宽度过大的问题,导致“治理行政化”和“自治虚弱化”,也是形成“权力本位”“权力依附”“权力至上”破窗效应的主要成因,应加以重视并切实解决。或者说,自治性组织能够治理好的事项,治权部门不应该第一时间介入,而应扮演好“最后一道防线”的角色。

  城乡融合的社会治理体系并不意味着资源的摊大饼和执法力量的均等化,其基本内容在于打破城乡制度上和观念上的二元结构,致力于形成乡村与城市共生共荣的新格局,最终实现城乡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重点是突破城乡之间在福利制度、用工制度、教育制度以及土地使用制度等方面的二元结构,扫清城乡之间的制度障碍。或者说,不只是在客观标准上追求“大同”,而是要在顶层设计和公平正义的话语体系中重新认识城市与乡村的功能地位,真正实现城市与乡村融合的社会治理体系新格局。

  打造包容性城市,推动农民工身份市民化与权利均等化。农民工市民化是城市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由先赋性身份不平等造成的权利不平等是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农民工在城市的权利得不到保障,可能催生其逐渐觉醒的政治诉求,从而给城市稳定带来隐患。因此,应将城乡户籍制度改革与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同步推进,最大限度消除农民工市民化的身份障碍。鼓励农民工参与到城市社会事务治理中来。城市中的各种公共组织和社会团体应向农民工开放,按照自愿的原则接纳他们成为其中的一份子。同时农民工应该享有与城市职工平等的表达建议权。探索依法建立维护农民工权利的行业组织、工会组织;探索农民工参与城市社区选举。

  接轨乡村振兴战略,推动乡村有效治理新格局的形成。重视乡村自发秩序,打造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柔性治理模式。充分发挥村民自治功能,政府适时让渡权力并践行“乡政村治”;法治理念嵌入民风民俗,形成自治法治德治相互交融的村规民约。力量下沉乡村,注重搭建多维互动的社会治理网络。针对一些乡村出现的“村霸”“寨霸”“乡霸”严重影响乡村治理的正常运转的现象,需要执法力量下沉,形成到边到底的治理网络,严厉打击乡村黑恶势力。尊重群众主体性地位。重点畅通村民参与治理的渠道、激发村民参与治理的热情以及提升村民参与治理的能力。

  城乡协调发展,推动城乡社会治理体系一体化建设。治理布局融入发展规划,推动城乡社会治理体系整体性发展。将社会问题较多的城中村、城乡接合部村等纳入发展规划进行整体改造,彻底解决社会治理顽疾;对部分改造或暂时不改造的地方,推进治理要素聚集,尤其是引导群众参与到政策制定、监督、评估决策中,增强可治理性。治理方式融合,多元主体共同致力于城乡融合治理。注重村居委会、社会组织、市场主体、乡贤精英等的融合治理,拓展自治宽度和减少政府治理成本。转变思想观念,突破二元分治的观念束缚,对行政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对社会资源进行有效引导,推动一体化治理平台建设。

  融入大数据战略行动,构建城乡共享的社会治理大数据平台。以聚合共享为目标,加强数据资源的采集和应用。通过社会治理数据全采集、数据全联通和多网融合执法,建立覆盖城乡的数据系统,着力提升治理能力和水平。推动社会治理数据源的优势互补,形成开放竞争的发展格局。加大社会治理方面大数据人才的培养和引入力度。加大政府对社会治理大数据的领导,制定数据“准入”和“交易”规则。建构大数据为主的多维合一治理机制。通过网格化“微服务”、信息化“微平台”、社会化“微治理”、多元化“微调解”,弥补城乡社会治理的时空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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