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appalachiacoal.com

法国是西方社会变化的晴雨表

  编按:50余年前,法国巴黎爆发“五月风暴”,一场最初开始于校园的反战抗议,发展成工人总罢工和持续一个月之久的抗议活动,戴高乐虽然控制了局势,暂时渡过危机,但是,一年后还是被迫辞职。50年后,法国爆发了“黄马甲”运动,首日即有28万多人参与。虽然抗议活动在持续两个多月后有所减弱,但是到目前依然没有停止,而且在比利时、荷兰等国也爆发了类似抗议。50余年前这场运动产生的“1968年”效应,深刻改变了西方社会的文化价值取向。今天发生的“黄马甲”运动,无疑唤起人们对法国“革命”传统的记忆。这场运动将如何发展,会不会成为另一个历史转折点?本报记者近日就此专访了,他从历史到现实,从法国到美国,向我们分享了其对法国“革命”传统的理解以及当下西方社会正在发生的变化。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正值法国“五月风暴”50周年,欧美学界纷纷举办各种论坛、研讨会以及展览等以资纪念,可以说,1968年或者说20世纪60年代已成为西方文化史上的一个符号。那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为什么会突然爆发?

  博格:1968年是世界充满动荡的一年。它是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大动荡时代——我们称之为“六十年代”的标志。这些变化包括社会和文化的转变,特别表现在年轻一代对权威的挑战。在西方,大量的战后“婴儿潮”一代被政治激进主义所吸引,表达对越南战争的抗议以及对新中产阶级困境的不满。60年代涌现出不同的运动,它们将政治带入校园,使得大学校园中的讨论更加多面、视角更加多元。他们讨论知识是什么,知识的作用是什么,什么样的知识才有价值,等等,那是一个伟大的批评主义时期。这样的讨论一直持续到现在。当然,这些讨论也可能被自由派和保守派政治化。

  从思想层面来说,1968年运动表现出多种思潮:老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思想,如赫伯特·马尔库塞,以及“南方国家”的一些领导人的思想都提供了启示。大学里的年轻人提出各种难以回答的问题:西方思想与殖民主义、新帝国主义及全球不平等的关系等;西方人文主义遭到了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和雅克·德里达的批评。

  博格:“遗产”(legacy)一词在英文里是个很有意思的词汇。它来自于拉丁文legare,意思既有“遗赠”,也有“捆绑”“连接”。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我们都与1968年相连接。具体来说,尽管20世纪60年代的一些解放运动和言行是积极的,但批评家们认为六七十年代的政治激进主义以及反文化运动是有害的。保守主义者对抛弃宗教和传统男女关系提出质疑。

  他们总爱强调60年代的自我、反民族主义以及不时出现的暴力行为。如果1968年表达的是某种“革命”,那么这些则是“反革命”的声音。实际上,我们今天的主要政治分歧问题——移民、国民健康保障、宗教、环境、性别、等,都源自那个时期。类似的“”与“”的政治和文化冲突在欧洲及世界各地随处可见。许多占据世界头条的线世纪六七十年代涌现出来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宗教政治学、性别关系重构、环境灾难,等等。虽然那个年代早已结束,但它留下的“遗产”依然非常活跃,深刻影响着当下。西方几代人都受到“1968思潮”的启发,那个时刻改变了之后人们的日常生活,比如男性与女性如何相处、人们与知识以及制度的关系等。西方在过去50年中对不同身份和生活方式的社会容忍也取得了进步(即使近年来这种社会宽容已经面临危机)。

  很长时间以来,西方关于1968年讨论的话语权基本被那些曾经参与过当年运动的人所控制。记忆、阐释甚至对事件的怀旧是他们讨论的主要内容。然而,近几年来,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新一代学者虽然没有亲身经历、没有对当年运动的记忆,但是他们也意识到1968年或者说20世纪60年代是如何深刻影响了世界,并且思考该如何继续与1968年的”遗产”同行。

  《中国社会科学报》:革命通常是即兴的,伦理则是经过一定时间积累生成的东西。您的《从革命到伦理》是一本很受欢迎的书,革命和伦理是什么关系?

  博格:这本书的基本论点是,虽然1968年5月至6月的法国和工人运动受到革命范式的影响,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又出现了一种新的范式:伦理学。我们都知道,革命意味着突然的彻底改变,但伦理是什么?我认为它意味着60年代后的世界实现了人性解放的多元层面,包括个人与自我的关系、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个人与机构(比如大学和医院等)之间的关系,以及与国家、人类和整个环境的关系。在所有这些复杂的层面上,人们都可以充分表达自己,追求快乐和成就感。

  有人可能会将“从革命到伦理”的转变看成一种断裂,但我认为这并不是它的主流。我的结论是:60年代和我们当下的时代有着紧密的联系。正因为如此,我突出强调20世纪70年代如何将1968年的革命价值观转化为其他非革命性的语汇,而这些语汇仍然深刻影响着法国和其他地方的生活。我目前正在思考的是环境意识以及当下的男性和女性之间关于性别平等和公正问题的对话。而法国知识分子则在更广泛的视域下反思。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正在写一本关于史的书,为什么对这个课题感兴趣?

  博格:我一直以来教授欧洲思想史,可是发现学生对此并不是很感兴趣。我便问他们对学习什么感兴趣?这一代学生经历过“9·11”事件,他们想知道到底是什么、从哪里来?他们是不是经历这种恐怖事件的第一代?于是,我开始考察学界对这个问题的历史研究,但是我有些失望,所以便开设了这门课。而且,基于这门课的教学,我的相关研究也在进行中,主要是考察的来源以及其在历史发展中的变迁。

  (terrorism)这个词在法国大革命期间首次出现,用来贬斥M. 罗伯斯庇尔及雅各宾派其他成员,他们与“平民”紧紧站在一起,追求激进的民主平等。后来,“”即被指代那些所有主张平等的人,而“恐怖统治”(The Terror)则是专指1793—1794年激进革命时期。因此,“”问题从一开始就处在现代革命和民主平等目标的争议之中。

  从18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恐怖”和“”的概念首先在西方,然后在世界各地不断演变。例如,在19世纪70年代的俄罗斯,激进主义者接受和认同了。英国殖民者为了维护英帝国,将反殖民力量贬责为。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东欧律师试图将定义为国际法问题。到了20世纪70年代,在西方,的概念最终形成,它被用来指非法的、野蛮使用暴力袭击人类的行径。简而言之,从语言和概念的角度来说,西方是“”创造者。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11月以来,法国爆发“黄马甲”运动,据称是巴黎50年来最大的一次骚乱。您怎么看?

  博格:从2018年11月17日开始的“黄马甲”运动,以反对增加燃油税为由爆发。马克龙政府此举意在降低天然气消费,从而减少污染排放。然而,这种“绿色”环境动机激起了许多依赖汽车运输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抵制。尽管马克龙自大选以来一直在推动各种支持增长的改革,例如废除财富税、削弱铁路工人的养老金福利等,但燃油税成为首个引发广泛抵制的改革措施。2008年以来法国规定驾车者必须在车里携带“黄马甲”,没想到成为此次抗议的一个标志。

  “黄马甲”运动没有领导者,而且最初几周,除了燃油税之外,没有其他明确的要求。比较怪异的是,12月1日,极左和极右者联合在一起对抗警察。抗议活动的强度在12月中旬开始减弱,警方也改变了他们的应对策略。几周来一直保持沉默的马克龙发表了全国电视讲话,宣布暂停征收燃油税,并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抗议者也提出了一个更为实质性的需求清单:恢复财富税、退休年龄设定为六十、设定最高工资、结束外包等。

  这次运动让很多人“政治化”,一些之前从来没有参加过类似活动的人也参与进来。整个运动反映了人们对政治、社会以及经济状态的强烈不满。也可以说,这场运动是法国的“特朗普现象”、英国的“脱欧”运动——是普通大众对精英的抗议。精英越来越远离老百姓,未能对老百姓的日常需求作出反应,普通大众越来越觉得自己被遗忘了。

  法国发生的抗议揭示了人民与制度之间的“压力点”。一方面,马克龙主张发展新自由主义政策,但另一方面,大部分法国人不愿意放弃他们的社会福利。现在很难看到“黄马甲”未来如何发展,马克龙作出的让步是不是会助长批评者的胆量,让他们提出更多的要求?或者抗议者会把他们的马甲放入后备箱?

  虽然“黄马甲”运动在2019年的趋势尚不可知,但是该运动的自发性、缺乏领导、广泛性等特点,将成为其未来持续、有效组织的障碍。对精英阶层的怀疑也意味着工会或政党很难将普遍存在的不满情绪表达出来。

  《中国社会科学报》:这场“黄马甲”运动让很多人联想到曾经发生在法国不同历史阶段的革命,您如何看?

  博格:法国有平民抗议的传统。这是一种文化风格,其根源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1789—1799)甚至更早。从19世纪的革命到20世纪的劳工罢工,法国历史从来不缺少民众动员运动,它们表达的都是一个基本原则:现代法国人民将路易十六“朕即国家”的说法加以改换,高呼 “众即国家”。“民治”意味着普通民众有权随时对民选官员问责。法国人民表达他们的不满和诉求的标志性事件包括1968年的街头抗议和1995年的罢工等。在许多通过革命建立起来的国家中,这种骚乱只是遥远记忆的一部分,是已经熄灭的烈火。但法国人不同。他们总是一次次试图重新激活当初的能量源。有时这种激烈的运动会带来巨大变化,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则是逐渐熄灭。如果对这种独特的法国抗议文化有所了解,我们对“黄马甲”运动就不会感到意外。

  但另一方面,可能有些令人惊讶的是,相比西方其他国家经历的“民粹主义浪潮”——从特朗普当选和英国“脱欧”,到意大利五星运动和匈牙利奥班·维克多的连任, 法国近年来似乎相对平静。右翼政治家勒庞未能在2012年和2017年赢得总统竞选,表现出法国选民对其他地方发生的政治潮流的抵制。鉴于法国历来有“抗议”的文化传统,人们可能会以为法国应该最早敲响对西方社会不满的钟声。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国似乎已经迟到了。

  一场大调整正在进行中,这将是一个充满不确定的漫长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将充斥着政治封锁、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在许多国家,人们有严重的不安全感,包括对的恐惧,由贫富差距造成的痛苦意识等。这种不安全感引起人们对政治家、名人以及文化精英的不满和愤怒,因为这些人企图将自己与普通人分开,所以他们无法提供令人信服的领导力,也无法解决实际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觉得现在爆发“黄马甲”运动,或者更广泛些说民粹运动的原因是什么?

  博格:无论是美国的“特朗普现象”,还是英国“脱欧”,抑或是法国的“黄马甲”运动,都是长期发展的结果。开始于1945年的欧洲一体化以及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有些人因此受益,有些人则受损。

  19世纪,欧洲人将奥斯曼帝国称为“欧洲病夫”;而现在,西方自己似乎感染了某些病毒:民族民粹主义、反精英主义、伊斯兰恐惧症、社会契约毁损,等等,所有这些因素累积在一起形成危机。这不是历史上首次经历这样的危机——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就是持续的危机。尽管如此,现在进行的是实实在在的“大调整”,它包括对二战后的安排进行重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后果等。

  与现代历史上的其他时刻一样,法国仍然是西方趋势和紧张局势的重要晴雨表。法国人是欧洲一体化的主要建筑师之一,虽然同时也对欧洲一体化保持民族主义的怀疑。与其他西方国家相比,他们更多地抵制新自由主义,选择“为了生活而工作”而不是“为了工作而生活”,即所谓的“生活的乐趣”。“黄马甲”运动是在当今西方社会普遍的不满和动荡的背景下发生的,同时它也反映出法国的抗议传统,因此并不令人惊讶。但是,如前所述,相比其他西方国家普遍发生的民粹主义潮流,法国的运动并没有走在前列,这或许在提醒我们,历史总是不可预测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如何看待欧美目前的政治以及社会生态?有没有什么担忧?

  博格:我觉得可能没人能够猜到现在发生的事情。最近发生的事件从根本上转变了我们历史认识的视野。很多历史学家都在思考现在和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有什么不同,当时由于经济危机滋生了政治愤怒与不满。可悲的是,我们都知道,两次战争期间产生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威权主义以及危机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无论是那个时候还是现在,这种全球形势会影响到每个人。

  21世纪以来,有几个历史事件动摇了西方及其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9·11”事件、2008年经济危机、英国“脱欧”以及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9·11”事件当然是个悲剧,美国的恐惧和愤怒导致对阿富汗、伊拉克的复仇战争,进而导致地区不稳定。由于市场放松管制、贪婪以及糟糕的决策引发的经济危机,由此带来明显的财富差异加剧。尽管令人惊讶,但是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与美国大选揭示出多年来那些觉得被忽视的人们的强烈不满,因为他们的生活状况变得越来越差。英国“脱欧”已经撼动了欧洲一体化计划。特朗普自己的顾问都称特朗普在搅动1945年构建的世界秩序。

  有两个重大问题令人担忧。第一是在欧美,种族主义的、反移民的权威型民粹主义正在引发不安。这类思想一直都存在,但通常不敢公开表达。最近几年,从匈牙利、法国到美国、巴西,他们堂而皇之地带着新的能量进入公共视域。这种高涨的政治不满、愤怒以及指责,确实让我们想起20世纪30年代。当然,不同的历史时期总会有差异。今天的极右翼、种族主义、反国家、暴力、阴谋论等观念也都可以从60年代找到根源。

  第二个担忧与第一个有关,涉及国际舞台。历史告诉我们,总是试图把一个国家“放在第一位”,没有任何好处,好像地缘政治只是一个一劳永逸的游戏。可以肯定的是,不同的国家存在不同的国家利益以及不同的势力范围,这是正常的。但是新的民族主义的破坏性将会影响我们中短期的未来。我已经说过,现在和二战之前的历史比较应该让我们停下来。我不是危言耸听,但需要谨慎。

  对我来说,问题的中心是,众所周知,全球化并没有让所有人受益。现在,战后秩序的地缘政治安排正在被打乱和重新配置。需要提出的问题可能仍然与我之前提到的“1968年传统”有关:在我们这个时代,谁将成为和平与合作的声音?处理真正差异的最有效方法是什么?我们如何让全球化为那些被遗忘的人们服务呢?重要的是不要太幻想, 成为现实主义者很重要。然而,历史告诉我们,将某些人的问题归咎于其他人,并将自己的问题置于其他问题之上,总会导致可预测的结果:冲突和不幸。在其他历史时期,人们也遭遇过快速变化和复杂性,但每一代人都总是寻求建立桥梁。正如1968年的法国口号所说:做一个现实主义者,争取不可能的事!

  《中国社会科学报》: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担忧,西方陷入文化危机、范式危机(Paradigm Crisis),对此您怎么看?

  博格:我想说的是,当下西方社会正处于危机之中。危机呈现的一个症状,便是对西方自由理念适用性的争论。西方自由理念是具有普适性,还是它只是西方特定的文化特征?保守主义的回答是,西方恰好创造或者发现了具备普适性的理念;更为保守的观点认为,世界其他国家应该采纳西方拥有的某些真理或者价值观。激进的观点则会认为,西方关于自由、正义以及平等的某些故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自圆其说,但是那只是巧合,不是必然。也就是说,西方的故事不应该有超越其他文化的道德优越性。世界各地的社群都有各自的自我认知,而且各不相同。从全球发展经验看,没有任何一种文化可以操控他人如何做自己、如何与他人相处、如何在社会中生存等问题。持这种非保守主义观点者会有兴趣了解中国文化历史与西方文化历史的对话,会希望了解中国文化中的“自我”与西方文化中的“自我”的对话,了解它们是否具有类比性,或者如果存在差异的话,是否可以进行交流。所有这些,我想说明的是关于西方价值的有限性与普适性的争论并没有找到一个最终答案,这是西方学界当下的一个争论热点。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钟情法国思想史研究,在您看来,法国思想家有什么明显特点或者贡献?

  博格:法国在西方思想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18世纪启蒙运动以来尤其如此。甚至现代知识分子形象——参与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思想家和作家——都源于法国:在19世纪90年代的德雷福斯事件中,埃米尔·左拉等艺术家和作家为在反犹太运动中被指控犯叛国罪的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上尉公开辩护。在20世纪中叶,让 - 保罗·萨特的形象是这一传统的最重要代表。就我们这一代而言,与法国“1968思潮”相关的理论家对我们有重大影响,如米歇尔·福柯、雅克·德里达、吉勒·德勒兹、让·弗朗索瓦·利奥塔等。这些所谓的后结构主义思想家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发挥了最大的影响力,当时他们的批判性洞见极大影响了英语国家学术界。今天,从文学到历史到哲学的许多学科仍在探索后结构主义者提出的关于语言、权力、自我/主体性、欲望和历史等本质问题。现在,“1968思潮”代表特定历史时期的法国。时代在前进。与过去的“知识分子黄金时代”相比,今天,处于全球化中的法国对其他国家的思想采取更加开放的态度。从总体来说,法国学者依然文化视野开阔,理论缜密,而且贴近生活。对于我们这些非法国学者来说,法国充满活力和启迪的知识界仍有其迷人之处。

  博格:思想意识(ideology)的概念出现在19世纪早期,用来描述现代的思想体系。然而,思想意识本身的概念表明存在许多不同的思维方式。实际上,现当代已经证明了思想本身的整体多元化。

  作为一名思想史学家,我最感兴趣的是思想如何因时而变。与其他文化传统一样,西方思想中的某些范畴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自我、真理、道德、美、正义、自由、平等,等等。但历史不会停滞不前,新思想层出不穷,有些逐渐消失,有些仍有影响力,有些则被边缘化。思想赋予我们的生活以意义。人们愿意依照某种观念而生活,有时甚至为之献身。因此,我可以对你的问题作一个简短的回答,那就是,在西方历史中有许多不同的思想理论,而作为历史学家,这就是我发现的一个有趣的基本事实。思想史就是研究人们如何思考以及为什么这样思考。

  作者简介:朱利安·博格(Julian Bourg),历史学家,美国波士顿学院历史系副教授,主攻19世纪和20世纪欧洲思想史、政治思想史,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以及史等,尤其对米歇尔·福柯的思想、伦理与美学以及20世纪法国思想史有深入研究。他的第一本专著《从革命到伦理:1968年5月和当代法国思想》(From Revolution to Ethics: May 1968 and Contemporary French Thought),曾荣获2008年美国历史学会授予的莫里斯·D. 福克奇奖(The Morris D. Forkosch Prize),并于2017年再版发行。博格是《现代思想史》编辑委员会成员,曾获得华盛顿大学圣刘易斯分校跨学科研究的梅隆博士后奖学金、富布赖特奖学金以及伍德罗·威尔逊基金会奖学金。

  3月2日,游客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央大街“花涧追光”光影艺术展内感受光影魅力。新华社发(许丛军 摄)

  2019年2月28日,武汉,汉口香港路附近新开张的一家火锅店,就餐的客人可以坐在属于自己的小隔间里美滋滋吃一顿。如果想有一段美丽的“邂逅”,可以打开桌子上的特殊开关,对方若也恰好有此意,原本相隔的桌子会相通,可以一边烫火锅一边和陌生的有缘人聊天。

  当地时间2019年2月28日,土耳其迪亚巴克尔,一份有800年历史的写有希伯来文字和宗教图案的皮革书卷曝光。这本书卷将被送到土耳其的手稿机构进行审查。这本书配有宗教插图,由约22页的皮革制成

  2月28日,在越南首都河内,美国总统特朗普(前右)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前左)举行会谈。当天,美朝领导人的会晤比原计划提前结束。因在解除对朝制裁和无核化措施方面存在分歧,双方未能签署共同文件。

  2月28日,在位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一处集合地点,两名叙利亚难民等待乘车离开黎巴嫩。新华社发(比拉尔·贾维希摄)2月28日,在位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一处集合地点,一名叙利亚难民儿童乘坐大巴,准备离开黎巴嫩。

  世界移动通信大会闭幕 5G成最热线日,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人们在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参观电信企业Orange的展区。 新华社记者郭求达摄2月28日,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一名女子与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展出的一辆赛车合影。

  2月28日,在北京故宫午门,中建三局三公司北京分公司女职工时装表演队队员在拍照留念。该时装表演队于2018年4月成立,共有队员30余人,成立以来到各工地进行了十余次慰问演出和文艺汇演,丰富了职工们的业余生活。

  2月25日,在巴西圣保罗,卡门·席尔瓦(左)在一所桑巴舞学校与一名男子交谈。“巴亚纳”舞蹈单元是桑巴舞学校狂欢节游行表演中的一部分,人们会穿着巴西巴伊亚州传统服饰进行表演。

  2月27日,在印控克什米尔地区夏季首府斯利那加附近,人们聚集在战机残骸旁。一架印度军机被击落在巴控克什米尔境内,一名飞行员随即遭巴地面部队抓获;另一架印度军机坠落在印控克什米尔境内。

  早春时节,天气转暖,山东省枣庄市古城台儿庄春意萌动,呈现出一派别样的北方水乡风光。早春时节,天气转暖,山东省枣庄市古城台儿庄春意萌动,呈现出一派别样的北方水乡风光。早春时节,天气转暖,山东省枣庄市古城台儿庄春意萌动,呈现出一派别样的北方水乡风光。

郑重声明:本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转载文章仅为传播更多信息之目的,如作者信息标记有误,请第一时间联系我们修改或删除,多谢。

相关文章阅读

新时代立基于人生起点的人文素养家新时代立基于人生起点的人文素养家
首部心理健康蓝皮书正式出炉 我国不首部心理健康蓝皮书正式出炉 我国不
儿子4岁了为何话说不清楚?妈妈没想儿子4岁了为何话说不清楚?妈妈没想
彰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生机活力彰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生机活力
郭卫民谈学术不端等问题:建立社会郭卫民谈学术不端等问题:建立社会
权威专家解读非洲猪瘟防控有关情况权威专家解读非洲猪瘟防控有关情况
梧州通报两起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梧州通报两起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
带自家娃可以拿补贴? 一个可以讨论带自家娃可以拿补贴? 一个可以讨论
成田机场斗争:战后日本规模最大的成田机场斗争:战后日本规模最大的
你的关注就是国家前进的方向你的关注就是国家前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