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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发展与贫富差距:一个日益迫切的社会学和

  在高层最近的讲话中,重点提到了金融业供给侧改革,这是非常罕见的。究竟怎么改,改成什么样,很多业内人士都在探索。然而,在认清金融供给侧改革路径之前,有个问题我们需要认真回答:发展金融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仅仅是为了服务实体经济吗?实际上很多研究证明,金融发展不仅仅对经济方面,对一个社会的各方面都有深层次影响。

  我们这里想探讨的是,金融发展对社会的收入和贫富分配究竟是什么影响。这方面的研究已经浩如烟海,但仍存争议。有些研究认为,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能够提高经济效率,并通过普惠金融等手段惠及穷人;也有研究认为,金融的发展会产生一系列问题,从而拉大社会不同部门间、不同阶层间的收入差距。

  中国最近几年的情况支持哪种观点?一方面,金融的确普惠了,尤其是支付和小额贷款,“二维码支付”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阶层,有些“乞讨者”都携带二维码收款;另一方面,各种套利和寻租,为权力货币化和资本化提供了更加隐秘的工具。让人瞠目结舌的金融腐败就是一个例证。当服务实体经济的理念异化为资金空转的监管套利、制度套利、腐败诈骗,金融发展对实体经济来说便不再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而这,从社会整体层面来看,会形成社会收入、财富差距拉大的趋势。这一有违本源的异象,显然不能为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提供动力,只会造成金融风险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反噬与侵蚀。

  金融发展与贫富差距是什么关系,是缩小了差距还是扩大了差距?已有的研究基本证明了两者之间是一个“倒U”型关系,即金融发展超过一定的阈值,金融业的产能扩张会加剧贫富分化。两者之间作用的机理,可能要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思想中寻找答案:金融资本对产业资本的利润剥夺和价值攫取。

  而在那些法律体系还不健全,游戏规则处处存在漏洞,金融行业创租、寻租严重(比如牌照审批和IPO审批)的经济体,金融反而成为权力资本化和货币化的精致工具。金融腐败更加隐秘,更加“合法化”,更加技术性,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安全会产生致命的影响。因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

  以美国为例,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美元不再与黄金挂钩,美国经济也逐渐由产业资本引导转向金融资本引导,金融业的发展开始步入繁荣,贫富差距也跟着开始逐步走高。到目前,美国最富有的1%的人拥有的财富总量大约等于最贫穷的90%的人拥有的财富总量。这一财富分配状况与1935至1940年的情况类似。而这段时间我们都知道,是人类文明的巨大灾难-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美国贫富分化的历程,与金融资本主义的崛起历程恰好吻合。这些金融资本家,通过复杂的金融创新技术,比如债务重组、杠杆收购等手段,对资源进行了重新配置。一方面支持了新兴产业发展,另一方面也助推了交易和投机资本的盛行,甚至是类似麦道夫那样的金融诈骗者。而且,这些金融资本家虽然制造了危害社会的金融污染,但自己的收入丝毫不受影响。次贷危机期间,美林公司的CEO塞恩年收入是1500万美元,贝尔斯登的CEO凯恩在倒闭前赚取了1100万元。在这些金融精英薪金大涨的2000年到2005年,美国的经济增长了12%,劳动生产率提高了17%,但普通劳动者的平均工资仅增长了3%。

  从理论上来说,金融的发展应该会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减少借贷的摩擦,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不过,这一论断忽视了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并不是所有群体都均等的享受了金融发展的益处。实际上,我们对于金融发展和分配不平等的问题知之甚少。金融发展究竟会对分配的不平等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这一影响,在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体制下,哪一个会表现的更加明显?

  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又与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和特性有什么联系?下面这张图给出了97个国家的融资结构数据(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比值)。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国家之间,金融结构差别很大。最小的,像巴布亚新几内亚,直接融资指标只有GDP的16%,而最大的乌拉圭却达到了GDP的100%。另一方面,融资结构会发生动态变动。许多在1989年仍然维持间接融资占主导地位的国家,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融资结构逐渐转向了以直接融资为主。

  那么到底什么决定了金融结构?必须从金融层面之外去寻找答案。已有的研究已经证明产业结构、法律体系一般是决定金融结构的“底层代码”。

  一般来讲,越是经济发展较好的国家,其金融业的发展程度也越高。不过,不同国家之间,融资结构有很大的不同。以德国和日本为代表的国家,融资方式以间接融资为主,而以美国、英国为代表的国家,直接融资占比较高。另一个显著地特征,即是人均GDP水平较高的国家,其金融结构往往以直接融资为主,表现在金融市场比较发达,金融工具比较丰富。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家庭部门和企业部门对于市场化交易的证券的需求也随之增强,这从发达经济体中规模庞大的保险公司、养老基金和共同基金就可以看出。此外,发达经济体较为健全的法律法规、严格的投资者保护力度也促进了以直接融资为代表的金融市场的发展。

  经济体内部行业占比的不同也对金融结构的演变起到重要作用。以农业为代表的有形、可转移资本较多的行业和以建筑业为代表的抵押品较充分的行业占比较高的经济体,其支柱产业对于银行信贷的需求较高,更利于以银行为代表的间接融资的发展,而像那些人力资本密集型行业,其行业属性决定了抵押品的不足,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对于直接融资的需求。

  许多研究发现,不同的法律体系下,会衍生出不同的融资结构。通常来讲,相对于大陆法系传统的国家,普通法系传统的国家在保护投资者权利方面更有优势。普通法体系给予权益持有者更明确的公司决策权利,同时对于债权人,也会通过相应的法律法规,明确债权人的求偿等级。这些法律法规的底层建筑基础,为以直接融资为代表的金融市场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基础设施”。相比较而言,大陆法系的传统比较缺乏对于这些权利的有效保障,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市场化发展的直接融资市场,在替代效应下间接推动了以商业银行为代表的间接融资的发展。此外,普通法系对于政府干预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金融市场的发展,而大陆法系因为较高的信任成本,提高了银行作为信息中介的系统重要地位。

  由此可见,不同的产业结构、法律体系等深层次原因,决定了不同的金融发展路径,而不同的金融发展路径演变出了不同的金融结构,最终对金融从业者产生不同的约束结构和激励导向。正向的激励可以更好地促进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负面的激励只会增加整个社会的“租金成本”,将金融行业的高额利润建立在对实体经济的“级差地租”的攫取之上,在银行业“锦上添花”信贷文化熏陶下,造成资源的结构性错配。在这种情况下,金融发展不仅不会促进经济社会的进步,反而会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

  由金融发展推动的经济增长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会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但可能让企业资本家获得了更多的利润。早在1955年,库兹涅茨就对这一问题展开了研究,并提出了关于经济发展和收入不平等程度之间关系的“倒U型”曲线,后人称之为“库兹涅茨曲线”。库兹涅茨认为,在工业化初始阶段,相对于城市,农村的收入分配差距更低,在这一时期,工业化提高了收入的不平等程度。随着农业人口不断涌入城市,他们可以从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中获利,从而提高了低收入人群的收入,缩小了贫富差距。库兹涅茨的论断表明,城镇化推动金融发展,可以帮助农村转移人口获得必要的融资,使他们不必因为资金的匮乏而影响自身的发展。

  在库兹涅茨的研究基础上,一些学者对于金融发展和收入的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做了进一步深化,总结来讲就是,在金融发展的初期,只有一小部分人会因此受益,收入的不平等程度会升高。当金融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之后,金融的发展有助于降低收入的不平等程度。有很多证据表明,金融的深化可以减少贫困和不平等程度。信息的不对称、交易成本的高昂,降低了“缺少抵押品、信用资质相对较差”的低收入者获得资金的可能性。在这一层面上,减少信贷限制有利于那些融资渠道不多的群体,帮助他们获得宝贵的资金支持。通过提高低收入群体的资金可得性,金融的发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收入的差距。换句话说,金融发展给低收入群体带来的实惠,除了表现在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了经济增长之外,还表现在消除了资金可得性的不平等。

  不管你身价上亿,还是白手起家,只要你能为经济增长做出贡献,你就有可能通过金融体系获得必要的资金支持,实现自己的进一步发展。但是,这种关系也存在一定的前提条件,当超过一定的阈值,金融发展不仅不能增加普惠性,降低收入差距,反而会向有利于金融精英的阶层变化。本来,金融危机是消除贫富差距的重要手段之一,但是由于1980s进入金融资本主义以来,金融资本与国家权力的深度绑定,使得这一机制也难以发挥作用。美国次贷危机发生以后,美联储开启了前所未有的量化宽松,在稳定了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同时,又进一步拉大了财富差距。既然金融危机在调节贫富差距方面已经不再起作用,那么靠什么来消除这个鸿沟,历史上还有一个消除贫富分化的重大元素——战争。

  近些年来,一些研究者对金融发展和贫富差距的关系提出了新的更加尖锐的观点。他们认为,金融的发展产生了“食利阶层”,他们通过高额的租金从低收入人群身上攫取利润,并成为“租金型社会”的一个重要力量。一旦经济体进入“租金”型社会,收入的差距便会有拉大的倾向。这里,租金可以有不同表现形式,除了狭义的租赁资金,还有相对较高的负债成本,以及相对较低的投资收益。在后面的文章中(租金型社会研究系列),我们会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

  实际上,除了少数几个进行小额信贷实验的国家,普惠金融一直是一种理想乌托邦状态。对于低收入人群来说,融资方式还是主要依赖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借贷”等非正规融资方式,而那些正规的融资渠道所提供的融资便利,几乎都由高收入群体享受。2015年,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斯蒂格利茨给出了他的观点,他认为最近几年发达经济体中表现出来的收入差距拉大的趋势,可能与公司高管和其他领导者通过金融手段攫取过多的金融租金有关。这些租金,除了显性的收入,更有隐形的收益。

  近些年来,人们纷纷把收入过高的矛头指向金融领域。在美国,金融领域的放松监管可以说是金融业高额薪金的原动力,这一上升趋势既不与高技能人才的用工成本提高有关,也不与人才构成的结构变化有关。有学者认为,金融业的蓬勃发展源于佣金的不断提高,这既表现在资产管理领域的高额佣金,也反映在家庭信贷方面的较高成本。此外,在非金融领域,工资收入的差距也呈现出拉大的趋势。在美国,高管和普通工人的报酬之比从1965年的20比1增长到2000最高时的400比1。

  风险的积聚也加剧了金融业相对其他行业收入的不平衡程度。通过各种金融创新,金融业设计出五花八门的金融工具,构建出一张张精密却相互交织的资金网络。在这一过程中,金融业获取了高额的销售服务费,但却加剧了整个经济体系的风险。随着风险的一次次“异化”,政府对“大而不能倒”的财政救助,财富结构也在悄悄的发生变化,获益的往往是那些已经收取了巨额费用的金融部门,而受损的往往是那些购买金融服务、获得资金支持的实体经济部门。这一态势的极端情况,便是一些金融从业人员,利用职务之便,钻制度和法律的漏洞,攫取高额的非法收入。2008年发生的次贷危机固然有政策、经济环境等外部因素的诱导,但金融从业人员的玩忽职守也是值得注意的关键因素。因为在收益和责任不对称的激励约束结构下,金融从业人员的最优行为一定是具有短视和“冒险倾向”的,即先把今天的巨额奖金拿到手,哪管以后“洪水滔天”。

  比如在金融危机以前,美国住房抵押贷款市场蓬勃发展。不断上涨的房价给金融机构提供了广阔的抵押贷款申请需求,而金融机构通过降低贷款申请人资质审查力度,将原本严格的风控制度置若罔闻,为的只是获得对自身有利可图的销售佣金和服务费用。与此同时,作为市场信用风险守护神的信用评级机构,也并没有很好地起到尽职调查职能。在高额的服务费面前,它们也难以抵挡金钱的诱惑。在这一看似皆大欢喜的闭环中,普通人看似享受到了优质的服务,但实际上也承担了本不属于自己的风险。而当危机真的来临,我们看到的也不过是资产大幅缩水下愤怒的普通人士(占领华尔街)与一旁赚的盆满钵满的金融高管,当然也有几个牺牲品(雷曼兄弟)。

  金融的发展除了会给不同收入群体带来账面上的价值增值之外,也增加了不同群体的潜在租金收入,而这些收入,可能并不太引人注意,却真真切切地影响了分配格局。这些潜在收入,主要包括:土地和其他非生产性资产的资金、由市场地位获得的变相租金、通过利用消费者的不理性行为攫取的收益、从公共部门转入私人部门后,利用其资源、资历等获取的收益等等。这些现象,在直接融资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体更为明显。这是因为,尽管金融领域管制的放松让许多商业银行快速发展,但相对来说,商业银行的法律合规和监管体系更加严密,寻租的成本可能更高。当然,在利差管制和牌照保护下,商业银行本身就是一个收取显性行政型垄断租金的部门。

  通过利用自身在金融领域的独特资源,很多金融人士“华丽转身”,通过所谓的结构化创新在市场上迅速变现这些资源,这也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财富的分配格局。最近沸沸扬扬的丙类户事件便是一个很好地案例。具有排他性质的银行间交易资格,加上监管的不到位,很容易滋生利用制度漏洞的寻租行为。通过在不同账户之间的辗转腾挪,低卖高买,赚取非法的私人收入,成就了一个一个的“千万神话”和明星基金经理,但危害的是整个行业的声誉和生态。这种金融对于经济的“恶性反噬”,扭曲了资源的配置,造成了社会整体利益的不必要的损失。

  一方面是世界上最大的金融产能,无论是广义货币还是银行业资产都首屈一指;另一方面大量的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缺乏抵押品的新兴企业的融资情况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同时影子银行、资产泡沫、金融诈骗和各种金融违规犯罪行为频频发生。引发我们深思的是:

  在法律、审计、财务等基础设施尚未完善之前,就大力发展金融行业、大力促进金融创新,对中国的社会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究竟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比如在审计和监察机制不完善不到位的背景下,大力发展金融创新,会不会为贪污分子提供了更好的权力变现和资本化的工具,反而劣币驱逐良币挤出了真正的金融产能?

  这可能就是金融业供给侧改革的出发点,因为它面临的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所出现的社会学和伦理学问题。

  作为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环节,金融业可以通过有效的风险分担与资源配置,为实体经济起到促进和润滑作用,所谓“金融活则经济活”。现实的情况是,超过某个阈值,金融业会自我野蛮生长并且逐渐脱离实体经济,拉大了金融业与实体经济的距离,加剧了贫富分化的差距,会引起一系列社会矛盾,甚至影响到一个国家的安全(比如法国大革命就与约翰劳制造的股票泡沫有很大的关系)。如何让金融业走出“资金空转”和“寻租套利”的魔咒,重回服务实体经济、促进包容性发展的本源,在技术上需要一次从传统的商业银行模式到投资银行模式的转变,更重要的是从根本上。需要金融业的一次“思想启蒙”与认知重塑。因为思想决定行动,缺乏认知基础,所有的行为都会变形和异化。而重新认识一个大国金融的社会学和伦理学意义,将是新一代金融人面临的时代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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