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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前行长佐利克警告:整个亚洲未富先老

  1月15日消息,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及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第12届亚洲金融论坛于湾仔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主题为共建可持续与共融的未来。在专题午餐会上,世界银行前行长佐利克出席并发表演讲。

  我也有这样一个机会在上世纪80年代去了广东,它让我有机会能够充分了解中国40年改革开放以来巨大的变化,确实深刻改变了世界格局,就像诸立力先生所说得那样。之后我亲眼看到了一些巨大的变化,我在布什政府下面也做过一些工作,去过大陆、去过台湾,后来成为美国贸易代表,将大陆和台湾都融入到世界贸易体系当中,它给我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让我充分帮助亚洲在世界舞台上发挥作用。现在亚洲已经贡献了世界经济增长的2/3。

  在2019年,市场对于现在世界各地出现的情况非常担心,有些是近期的问题,尤其是周期性问题,比如经济放缓下滑等等,在经过十年很多央行采取一些措施推出他们的各种各样的QE,但变紧的周期已经开始,并出现各种各样不确定性,同时美国的量化宽松也开始逐步退出。贸易和地缘政治上的摩擦也开始出现了。就这些问题我也会简单发表一下我的观点,但是我想我今天还希望能够更多激励你们的思考,并且展望未来。

  根据我的经验,亚洲政策制定者传承上可能有更长远的眼光和目标,这一点对今天而言特别有价值,因为我们现在正在经历一些非常重要的结构性变化,即使亚洲增长率还是比较健康的,但是恐怕也没有办法回到2008年之前的高速增长的水平。整个亚洲生产效率也开始降下来了,如果看日本、韩国、台湾的成功故事,他们在成功过程中都有一些问题,创新速度有所放缓,人口老龄化、人口增长的缓慢,正在改变世界格局。中国也出现了相似的趋势,其中一个非常大的趋势就是整个亚洲地区可能是未富先老。

  首先特朗普总统贸易政策大家都非常清楚,其他国家的贸易政策恐怕也会影响不仅是现在的贸易,同时也会严重影响未来对于贸易的预期。2018年特朗普政府将美国进口商品关税提高到12%。遭至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报复和反对。还有其他的新的障碍也在不断出现,传统上政府会关注提高关税,主要是限制最终产品的进入。

  但是特朗普总统2500亿关税,其实关注的都是中间性产品,而不是最终的成品,比如钢材、铝材。在美国97%的铝业工作者都是在具体消费者行业里工作的,所以这恐怕可以看作是设定贸易障碍新的趋势,2010年之间,政府越来越多使用临时的贸易障碍,比如说反倾销、反补贴政策、调查等等,越来越多国家特别关注开始限制中国的产品。现在很多关税开始限制一些中间性产品进口,也会影响美国消费者,比如食品中间体、电子产品等等。同时这样的贸易壁垒也会影响全球供应链的正常运转。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问题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所谓的原产国的一些规则,在新的协议当中我们看到更高的进口税和影响劳动生产率的上升,所以我们需要关注这个问题,他会不会导致一个全方位保护主义盛行。

  第二,其他结构性的改变会影响整个物流和后勤。考虑这样一个背景,其实线年代之前,贸易的增长速度是GDP增长的1.5%,2011年贸易增长速度跟GDP增长速度已经并驾齐驱。

  贸易系统出了什么问题呢?从1990年到2010年之前我们可以发现很多国家高速增长的需求增加了进口量,来自美国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贸易的不平衡和大规模借债所引起的。也刺激了很多出口型的国家大量对美国进行出口。但是这样的结构性已经发生了改变,美国的需求可能会下降,没有那么多钱可以借了,而中国的需求则提供了可能的替代。

  过去10年时间里,整个商品市场就很清晰说明了这一点,但是我们必须关注中国进口产品的组合,这也会发生改变,因为中国增长模式会发展改变,对进口产品构成也会发生改变。比如说中国人工成本越来越高,有些产品生产就会进入到东南亚或者其他国家。而印度工业成品进口需求也在发生一些变化,他们需要进口工程产品、化工、医药产品、电子产品,而不是传统的皮革或者宝石,我们知道印度内部也有自己的问题,最近几年印度尼西亚开始越来越关注内部的情况,减少了和世界的联系。这不得不说也会有代价,他们自己的溢出效应就会受到影响。

  第三方面是技术的改变,也会改变我们贸易模式,比如3D打印,让制造商可以用接引消费者的地方进行更灵活、个性化制造。应该会对进口的大型产品的组装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对电池的需求也会因为对新产品的需求而产生变化。

  第四,一个非常重要但是经常被忽略的问题,特朗普总统对于美国在贸易方面扮演领导者的态度。美国原来是作为领导者制定规则来解决世界经济中的摩擦,但是现在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可能会导致权力线年以美国为主导的系统运作之后,现在大家认为美国提供的公共产品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有的时候人们反对美国的一些做法,但是因为美国是一个创新型经济体,他总是能够提供最先进的技术,美国总是能够提供一些新的规则、新的准则来改造整个全社会相关的机构。比如说像电子消费平台、反腐败等等,各种各样领域都是美国是创新者。而中国则提供了一些不一样的道路,如果中国选择同样道路的话,那最后整个世界可能会出现一些受管制的贸易的模式,每个国家都在鼓励出口、限制进口。这一定会对那些小的或者中小经济体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他们原来在过去几十年时间里都从这样一个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当中获益非常多。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些制定规则以及市场创新之间的关系,我们先考虑一下业务跟数据科学、深度学习、数据挖掘有关系,有多少人的业务跟云计算有关系,这些新的技术也催生了对于新贸易的政策以及监管政策的要求,比如贸易发生的地点、贸易发生的路径等等。美国建立贸易组织TPP,希望能够重新规范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关系,但是美国最后退出了。

  我们再看一下生物学以及农业新的发展,比如生物医药的发展,其实这里面都蕴含着巨大的机遇。但是换一个角度去想,欧盟监管机构的反应是谨慎性反应,这个意味着生物产业的创新者必须要证明他们的产品对消费者没有任何损害,才能将他们的产品带到市场上来。监管者把所有证明的责任都加到了创新者身上,这一定会对创新产生很大的压力。传统来说世贸组织可以帮着协调,但是现在世贸组织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它已经成为一个没有办法有效进行规则协调的机制,美国、中国、加拿大、日本、欧盟都没有办法重新让世贸组织焕发活力。原本美国试图用自贸协议建立一个全球性新的贸易机制。

  第六,我们需要注意其他的结构性变化,比如人口老龄化,它会影响到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势。而且我们知道老龄化的发展会影响到未来生产效率的提升。亚洲尤其是在日本、韩国、台湾等地区都是非常好的现代经济体如何解决老龄化问题。它不仅会改变我们现在的服务和贸易模式,同时还会对我们现在的技术进步产生反扑回路,而且会加大在不同行业中创新的速度。

  至于对亚洲会有什么影响呢?亚洲的发展模式在过去几十年当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现在需要做出一些调整,他们现在已经启动调整了。比如原来的发展模式都是集中在低端的生产制造,而现在已经往更加高的层次和领域进步,而且在不断提升生产效率。香港是一个成功的故事,从服装、衣帽制造开始,现在进入到更多的服务行业。对于中国大陆走的路也差不多,现在一些中产阶级陷阱和危机使得相关阶层做出调整和应对。我们知道在历史上欧洲也好,亚洲也好,尤其是东亚地区,他们都是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晚期都出现了类似的调整。

  需要我们把重点放在新一类型的供应链上面,满足该地区自身发生变化需求上面。我们有很多亚洲的同事,包括来自新加坡和其他国家的相关同事都正在看到这么做的重要性,他要不断地做出调整来改变自己的发展和生产模式以应对未来发展的需要。一方面这个市场不断地增长,另一方面这个市场需要不断地互补,而该地区又是在互补性、增长性和多元性实现三位一体发展的地区,贸易性质的本质就要求我们必须要改变,我们必须要从原来传统的竞争优势和相较优势当中逐渐向现在的激励优势进行发展。

  支持这些转变的政策必须要跨越国境,跨越物流障碍,同时我们必须要有新的基础设施和架构来支持我们的贸易、服务、环境条件,包括能源介入,包括标准、规则的制定都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除了硬件以外,还有很多包括软件之内的问题也需要解决。在一些结构上的基本面也必须要调整,比如对于妇女来说会有更多更好的发展机遇。还有包括对于现在的技术工人和工种的提升和潜力挖掘,第三是对技能训练教育的现代化,第四是包括技术产业的创新革命,第五是如何提升现有的服务产业当中的生产效率,来改善生产环境和服务环境。这些对未来亚洲的可持续发展和共融包容是非常重要的。

  我上周去了北京,我也提到了相应的观点,我也提到了如何更好地把亚洲基础设施银行的原则和策略能够运用到“一带一路”的策略当中去。今天上午金立群行长也提到了亚投行在未来治理透明、反腐倡廉以及采购透明度方面要做的事情,我在此也响应他的倡议和号召。未来需要建立起更多的在风险、投资、收益和市场的联动机制,发挥它更好的作用。这就带来未来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战略措施,在未来显然要进一步挖掘新地区的经济增长动力和增长点,同时我们必须要看到新的发展机遇。

  最后我想说,当我上个世纪80年代在香港的时候,50%以上的全球人口都是生活在贫困当中,也就是他们几乎无法实现自给自足,这个当然是基于之前世界银行一天1美元或1.9美元的标准制定的。而去年生活在贫困当中的人口比例从50%降到了8.6%,我指的是全球贫困人口,而这个资料还在不断地降低。我上周又看了最新的数据,这些数据又谈到了包括那些疾病在世界也在不断消失,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全世界和天花疾病作战,把天花消灭了,现在包括小儿麻痹等疾病也克服掉了。所以在未来我们将会有更好的发展趋势和机遇。

  现在我们认为差不多有38亿的世界人口被认为是所谓的归属于富裕的中产阶级,如何界定中产阶级,就是他们的每日消费金额在10-11美元之间,现在的标准在不断提高。机遇是非常大的,同时挑战也是非常明显的,我们希望把地缘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优势发挥出来,能够更好地把政策的灵活性和应对性给加进去,不断地做好相应的适配和调整,这样才能很好地实现我们会议的目标和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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