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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富先老家庭健康管理如何因应时势与挑战

  老龄化来临,人口红利消失,人口结构失衡,带来养老与健康管理全新的社会课题。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在我国人口老龄化加剧,年轻劳动力压力加大的情势下,家庭健康管理越发重要。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国人在健康意识上的觉醒,关注健康,积极“治未病”和“预防大于治疗”的观念与行动日益强化,我国健康产业不断发展,健康大市场正在不断培育与开发,这给以家庭为中心的健康管理带来了新的宏观社会环境。健康产业发展的不充分以及健康产业结构的不合理,也给家庭健康管理带来了挑战。

  ➤随着0—14岁人口大幅减少以及“60后”最大一波婴儿潮逐渐进入老年期,我国人口红利已经逐步消失,人口结构的失衡将带来劳动力供给上的急剧下降,青年人口的持续减少导致劳动力供给不足将成为常态。

  ➤《中国家庭健康大数据报告(2017)》数据显示,2017年居民健康关注逐渐从医院转移到社区,又从社区转移到家庭,“治未病”“预防大于治疗”的观点成为广大群众最朴素的“健康观”,出现三大显著变化:国民健康生活意识增强、积极预防的健康理念深入人心,以及家庭健康管理意识提升。但是,国人健康状况仍不容乐观,尤其是慢性病增加和患者年轻化的趋势令人警惕。与此同时,国家在促进健康产业发展上开始加大财政支持与政策支持。

  ➤目前,我国的健康产业在市场规模与发展速度上呈现后起之势,不过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健康产业结构还表现得不够合理,健康产业发展如何助力家庭健康管理还有待进一步发展与强化。

  截至2016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过2.3亿,占总人口的16.7%;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过1.5亿,占总人口的10.8%。最新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达2.41亿,比上年增加1000万,占总人口的17.3%,老龄化进一步加剧。国务院2017年印发的《“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显示,预计到2020年,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增加到2.55亿人,占总人口比重提升到17.8%左右;预计到2050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4.8亿,老龄人口比例将超过30%,约占届时亚洲老年人口的五分之二、全球老年人口的四分之一,比现在美、英、德三个国家人口总和还要多。与此同时,数据显示我国进入老龄化的时间也非常短:较发达国家老龄化进程长达几十年至100 多年,如法国用了115 年,瑞士用了85 年,英国用了80 年,美国用了60 年,我国只用了18 年。

  值得注意的是,人口进入老龄化的同时,我国新出生人口和出生率开始下降。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全年出生人口1723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2.43‰,相比2016年全年出生人口1786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2.95‰,2017年出生人口和人口出生率双双小幅下降。这一数据比日本的出生率还低,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到了5.32‰的惊人低生育水平。

  国家卫计委在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之初曾预测出生高峰将出现在2018年,对2017年出生人口的最低预测为2023.2万。而最新的数据表明,出生高峰在2017年就过去了,2017年出生人口比卫计委的最低预测还要少近300万。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所做的测算表明,中国18—44岁青年人口2017年为5.48亿,2022年将降低到5.18亿,五年间减少3000多万人。18—35岁年龄段青年人口同样呈减少趋势,从2017年的3.66亿将减少到2022年的3.44亿,共减少2200多万人。

  这一趋势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建新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0》所做的测算相同。根据他的测算,中国15—24岁的人口将从2010年的2.25亿减少到2020年的1.78亿,十年间减少4700万人。这一年龄段人群占总人口比例则从2010年的23.17%下降到2020年的18%,低于美国的19.91%和印度的26.33%。而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7》最新数据同样显示,中国青年人口的趋势是减少的。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1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达峰值后开始持续减少,2012年至2016年,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5年减少了1900万人,45—59岁大龄劳动年龄人口占劳动力比重2010年为28.4%,2015年上升为33.3%。随着延迟退休成为我国缓解老龄化社会劳动力锐减的针对性措施,但劳动力人口整体性下降在趋势上的强化以及伴随59—64岁高龄劳动力人口的到来及占比扩大依然是我国今后一段时间面临的严峻形势。

  我们认为,随着0—14岁人口大幅减少以及“60后”最大一波婴儿潮逐渐进入老年期,我国人口红利已经逐步消失,人口结构的失衡将带来劳动力供给上的急剧下降,青年人口的持续减少导致劳动力供给不足将成为常态。这种人口老龄化、少子化的显著趋势,和青年人口数量的减少将显著影响国家的创新活力,降低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导致未来发展后备力量不足。

  青黄不接,人口老龄化,给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转型带来新挑战。与此同时,劳动力人口锐减,青年人口作为“上有老,下有小”的夹心层和家庭顶梁柱,由此所引起的家庭健康管理上的问题不可小觑,并日益引发关注。

  《中国自我保健蓝皮书》指出,中国居民慢性病患病率由2003 年的123.3‰上升到2013 年的245.2‰,十年增长了一倍,中国确诊的慢性病患者已接近3 亿人,慢性病死亡占中国居民总死亡的构成已上升至85%,目前中国成年人高血压患病率超过25%、高血脂40%、糖尿病约10%、脂肪肝20%~30%。更为重要是,当前慢性病已经呈现年轻化发展趋势,开始侵袭四五十岁的中年人,3 亿确诊慢性病患者中一半属于65 岁以下人群。

  《中国家庭健康大数据报告(2017)》数据也显示,慢性病多发科室线上问诊数据也反映出这一变化,2017年在线就诊中,慢性病多发科室的患者量达到了总患者量的32.2%,较2013年增加了8.2%。

  工作节奏的加快和生活压力的加大,加上人们饮食、生活方式及社会环境等方面出现的显著变化,我国发病人群不断呈现年轻化趋势。目前,我国白领阶层健康状况开始出现下滑,不良生活方式导致的普遍性“亚健康”状态,出现进一步恶化趋势——高血压、糖尿病等传统意义上的老年疾病,开始向更年轻的群体蔓延。通过统计,微医平台已确诊高血压的患者年龄与2013年数据相比,2017年我国一线城市白领中高血压患者平均年龄下降了约0.8岁。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不断跃上新台阶,居民收入稳步提高,我国消费水平与结构也开始显著提高与改善,从解决温饱问题的生理需求向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与自我发展需求转化。在这一过程中,以健康保障为代表的安全需求受到社会整体关注,毕竟健康是工作、生活等一切的前提,在经济繁荣发展和人们追求幸福生活的年代,显然这种对于健康意识与健康管理观念的积极变化有着更现实与迫切的理性诉求。

  根据世界银行统计的人均GDP数据(按当期汇率换算成美元对比),2016年中国人均GDP为8123美元,接近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美国、德国、法国、日本,80年代初的英国,90年代初的韩国。2016年中国人均GDP首次高于中高等收入国家人均GDP(7939美元),和全世界人均GDP (10151美元)的差距进一步缩窄,最接近于2007年的世界平均水平。

  而在家庭人均财富方面,根据经济日报社中国经济趋势研究院编制的《中国家庭财富调查报告(2017)》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为169077元,较2015年增长17.25%。

  经济的发展与人们收入的提高,在加速推动我国消费结构优化和消费水平提高的同时,我国居民在健康方面的关注出现了积极变化,人们对医疗、健康和保健上的投入开始加大。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统计,2010—2015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从872 元/年提高到1443元,农村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从326元/年提高到845元/年,5年复合增长率分别达到10.6%和21%,增长显著,而且这一数据也高于2015年城乡居民7.1%和10%的人均消费支出增速。2017年,受城乡居民医保并轨政策影响,居民享受到更多的医疗服务,大部分支出可通过医疗保险制度报销,居民在医疗保健方面的支出也进一步增长,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增长9.0%,农村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增长13.9%,高于同年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5.9%和8.1%的增幅。

  《中国家庭健康大数据报告(2017)》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居民对健康的关注逐渐从医院转移到社区,又从社区转移到家庭,从对大医院的心理强烈依赖,转变到通过社区分流,接着强化家庭健康管理,这种思想观念上的巨大转变,一方面表现出我国居民对待医疗的理性认识在强化,同时通过从“治未病”和“预防大于治疗”这些最朴素的“健康观”着手,也反映出我国居民在健康生活、健康管理和积极预防上的意识在增强。

  国民健康生活意识增强。调查显示,被访者明确表达出对于健康管理服务的需求,经数据比对发现,希望获得能够改善自身不良生活方式及习惯的健康干预服务的比例为81.8%,高于获取健康科普信息的76.4%,充分表明我国居民对健康生活的意识与行动自觉有了明显强化。

  家庭健康管理意识提升。调查发现,约93%的被访者认为,建立以家庭为基础的健康管理机制可以更好地促使家庭成员提高自我健康管理意识与实践行动,毕竟家庭成员是家庭构成的基础单位,家庭成员之间的自我健康管理意识与行为会彼此影响,营造良好的家庭健康管理氛围。显然,家庭健康管理意识的显著提高,对于全社会健康管理的整体增强意义重大。

  积极预防的健康理念深入人心。同样有93%的被访者认为,“积极的健康管理方案”对于健康更重要,以至于选择“更先进的医疗技术、设备、治疗方案”的仅为6.8%,表现出人们对以治未病为重心的疾病预防与健康保健这种积极预防的观念有了巨大转变,这种自觉无疑为健康管理产业带来大量的市场机会。

  “家庭健康掌门人”功能逐渐浮出且年轻化。作为家庭健康管理的组织者、引导者、影响者和决策者,“家庭健康掌门人”通过主动为家庭成员建立健康档案、挂号、在线问诊、购买健康险等形式,积极承担维护家人健康的责任,已经呈现出年轻化趋势,他们大多处于18—30岁,以女性略高。

  根据中国卫生信息与健康医疗大数据学会家庭健康专委会大数据分析发现,“家庭健康掌门人”为家人发起在线就医行为多于自己,他们为家人发起的线上预约挂号平均数量是为自己挂号的1.3倍,为家人发起在线问诊的总规模是为自己问诊的5倍。

  家庭医生作为健康守门人的职能日益清晰。根据“2017中国家庭医生论坛”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11月底,全国95%以上城市开展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有超过5亿人拥有了家庭医生,人群覆盖率超过35%,重点人群覆盖率超过65%。当然,这里所说的家庭医生,不是私人医生,现阶段中国的家庭医生主要包括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注册全科医生(含助理全科医生和中医类别全科医生),以及具备能力的乡镇卫生院医师和乡村医生等。

  目前,家庭医生作为健康守门人的职能也日益清晰,除了线下就诊,在线上进行健康科普与宣教也不断完善。以全国家庭健康服务平台为例,目前已有1349名认证医护人员入驻,症状、疾病、检查、治疗、药品等各类词条总数量超过两万条;超过4900名医生入驻内容开放平台,提供健康宣教的医生几乎覆盖所有科室,涉及5000多种疾病,科普文章累计发表35万多篇。

  在线就医增长加快,成为满足居民健康需求的重要形式。微医平台数据显示,我国居民在线就医人次保持较快增长,在线万。

  互联网时代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O2O作为一种新的商业实践在医疗领域也出现了迅速发展,在线就医就是通过这种互联网工具延伸到医疗服务领域,以响应用户非标准化健康医疗的一种市场需求。例如,微医平台推出“医生服务包”,就将医院不便于提供的非治疗性服务转化成稳定供应,从平台购买数据来看,带有人文关怀服务类别的如专病就医指导,以及诊后随访的增值服务等非常受用户欢迎。另外,二孩时代的优生优育咨询服务也颇受关注。

  目前,大健康产业已经成为全球的第一大产业。以健康产业总占比最大的医疗卫生产业为例,美国2014年医疗卫生支出占GDP的比例达17.1%,法国、德国、瑞典等国家这一数字也超过了10%,但在我国,医疗卫生支出占GDP比重近年来虽略有上涨,但2014年该比例仅有5.6%。

  根据财政部数据,2017年我国财政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1.46万亿元,增长9.3%,医疗卫生支出增速高出整体公共财政支出1.5个百分点。“健康中国2020”战略明确提出到2020 年我国主要健康指标基本达到中等发展中国家的水平,人均预期寿命将从2005 年的73 岁增加到2020 年的77 岁(“健康中国2020”再次提出到2030年增加到79岁),卫生总费用占GDP 的比重要增加到6.5%~7%,提高两个百分点。

  2011 年11 月,国务院发布的我国大健康产业的第一个规划,也是首个明确将大健康产业作为一个整体产业进行规划的医学科技“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培养大健康产业新型健康产品开发的发展目标;2013 年3 月,国务院印发“十二五”期间深化医疗体制改革提出健康中国2020发展战略,明确提出到2020年我国卫生总费用占GDP 的比重要提高2个百分点,增加到6.5%~7%;2013 年9 月,《国务院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到2020 年,健康服务业总规模将达到8 万亿元以上;2015 年10 月,十八届五中全会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出发,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宏伟目标。2016 年作为“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与“健康中国”相关的医药生物产业政策持续落地:2016 年10 月,国务院印发《“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健康服务业总规模于2020、2030 年超过8 万亿和16 万亿,“健康中国”正式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指导落实各项具体建设。之后十九大再提健康中国战略,继续完善国民健康政策,推动健康产业发展。

  当前我国正进入老龄化快速发展阶段,未富先老已成不争事实,一方面急剧增加的老年人口与年轻劳动力压力骤增带来家庭健康管理的庞大市场需求,另一方面,目前我国健康产业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规模化、系统化的健康产业体系不健全不成熟,产业发展与市场需求存在严重脱节。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健康产业发展如何进行结构优化,通过产业的合理布局,在妥善应对我国老龄化社会到来的同时,助力家庭健康管理便是我们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目前,大健康产业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产业,除传统的医疗、医药以及医疗器械等与疾病直接相关的传统产业外,健康养老、保健食品、健康风险监测等健康保健与疾病预防等新兴产业正不断地被赋予新的内涵,成为大健康产业的战略项目。我国于2016年3月将“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正式写入“十三五”规划,标志着人民健康作为一种国家战略开始受到重视,健康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也开始进入优先发展通道,健康产业在我国发展有着巨大发展空间。

  目前,我国健康产业大致可以细分为五大类别:以药品、医疗器械、医疗耗材产销为主体的医药产业;以医疗服务机构为主体的医疗产业;健康养老产业;以保健食品、健康产品产销为主体的保健品产业,以及以健康检测评估、咨询服务、调理康复和保障促进等为主体的健康管理服务产业。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医药产业规模28062亿元,占比50%;医疗产业规模5322 亿元,占比9.5%;健康养老产业规模18525 亿元,占比33%;保健品产业规模2644 亿元,占比4.7%;健康管理服务产业规模1520 亿元,占比2.7%。

  很明显,由于起步较晚,缺乏发展经验,以及科学合理的顶层设计上的缺失,我国的健康产业结构明显不合理,“以疾病的治疗”为主体的传统产业仍然占据了极高的比例,相比“以疾病的预防与健康保健”为重心的健康风险监测、保健品与健康养老等新兴健康产业则明显发展落后。数据显示,我国以“医院医疗服务、医疗商品”为主的健康产业占比达到了95%,而美国在这块领域的比重合计不到35%,由此可见我国的健康产业结构还面临着巨大的优化空间,这种结构调整上的巨大潜力无疑也是我国未来健康产业发展的重点着力所在。

  在美国,不光重视疾病的治疗,更重视疾病的预防、健康促进和慢性病管理等健康风险管理工作,涉及家庭及社区保健服务、医院医疗服务、医疗商品、健康风险管理服务和长期护理服务等多个领域。数据显示,美国“以疾病的治疗”为主的医院医疗服务和医疗商品(含药品和药械等)占比一共才33%,而家庭及社区保健服务占比达到50%,健康风险管理服务和长期护理服务合计占比17%,由此可见,美国在健康保健和服务方面更为成熟。

  无疑美国这种重家庭及社区保健服务,在健康风险管理服务和长期护理服务也有长足发展的健康产业发展结构很值得我们借鉴学习,毕竟在家庭及社区保健服务占据半壁江山的情况下,健康风险管理占比达到11%,接近医疗商品(含药品和药械等)14%的占比,离医院医疗服务19%的占比也相差不远,这种科学合理和以积极预防保健为主体的健康防治体系无疑更成熟、更专业、更市场化,就是通过多头并举,将不同情形不同方面的健康护理任务进行妥善分流,最终起到积极预防、科学治理、合理分流的促进大健康产业成熟发展的综合效果。

  我国“健康中国2020”战略明确提出,通过以政府为主导,动员全社会参与,切实加强对影响国民健康的重大和长远卫生问题的有效干预,确保到2020年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重大战略目标,完全可以参照美国这种健康产业结构进行政府的科学合理引导,通过市场化建设,打造成熟健全的健康产业发展体系,这既是对“健康中国2020”战略的有效执行,对于落实“健康中国2030”也是有效之策,更重要的对于我国实现“以家庭为中心”的健康管理无疑助力极大。

  我们认为,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健康产业的发展必然带动家庭健康管理在如下三个领域出现巨大的市场需求,这也是未来我国健康产业因应我国居民对健康内在诉求需要着力的地方。

  主要是通过健康体检、健康档案管理以及健康风险服务,为居民提供健康风险监测及后续等一揽子服务。

  健康体检。健康体检是健康管理的基本要求,也是初始环节,目前我国健康产业结构与发展成熟度还不完备、不充分,在这种情况下,健康体检作为健康管理的基础性环节,无疑是最容易进入,也最能验证健康体检市场规模发展壮大的一个领域。而且,我国健康体检市场目前还处于发展初期阶段,企业规模普遍较小,市场主导品牌尚未完全形成,市场还不成熟,集中度不高,因此有着进入这个行业的很多机会。数据显示,2015 年我国健康体检市场规模为940 亿元,实现了2010 年以来复合增长率26.1%的增长水平,2016 年我国体检行业规模在1160 亿元左右,较上年增长23.4%。但在渗透率方面,根据国家统计局、卫计委数据显示,2016 年我国医疗卫生机构门诊健康检查人次为45290.13万人,占我国总人数比例约为32%,显然我们国家的渗透率还比较低,未来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综合2010年以来复合增长率与国家近年对健康产业的大力支持,我们认为30%的复合增长率是合理的,据此预计到2030 年,我国健康体检产业规模可达48000亿元左右。

  健康档案管理。健康风险健康管理机构或体检机构通过对客户的个人资料,以及健康体检报告等基础性、历史性数据进行管理,形成分类明细、体系清晰的大健康数据库,再通过合网(各大健康管理机构或体检机构通过网上数据共联共享),不仅可以有效观察我国居民整体健康走势,形成健康洞察,制定相关预案,防患未然,还可以据此进行结构化细分,通过和医疗机构进行合作研究,更好地为国人提供健康一条龙服务。所谓管理出效益,从客户基本信息录入,到体检结果收集、传输,再到健康分析、民族健康洞察与基础性研究,无疑这是一个更大更精细化的市场,由此衍生出来的健康市场细分不仅可以更加科学有力地进行不同阶段、不同人群开展健康洞察,更能由此激发更加精准完备的健康产业分类化、专业化发展,推动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更好结合。

  健康风险服务。通过翔实的健康体检数据,一方面进行健康风险评估,作出准确的诊断,继而有针对性地提出个性化的治疗方案,保障人们健康安全,另一方面为“亚健康”人群提供科学合理的健康护理服务,借助健康咨询与健康生活知识培训,引导人们更好地进行疾病预防。显然,这种通过为高风险客户提供积极有效的个性化诊断,提高科学治疗的成功率,以及为“亚健康”群体提供有针对性的预防方案,补益身心,最终不仅能推动我国健康风险服务不断走向专业化、成熟化,更主要的,可以带给国民更加充分、完备的健康保障体系。

  我国的家庭及社区保健服务可以分为国家提供的城市社区医疗服务和村镇医疗服务,以及以家庭为中心的治未病和预防服务、保健和健康提升方面的服务。

  城市社区医疗服务和村镇医疗服务。随着“以家庭为中心”的健康管理不断走强,人们对于健康诊断将发生相应变化,过去那种无论大小病都前往大医院的做法将得到遏制,日常轻微小病就近向社会医院和村镇卫生室(诊所)分流将成为常态,问诊行为的变化必然对社区医疗服务和村镇医疗服务提出更多更高的要求,相应的,城市社区医疗服务和村镇医疗服务网点的开设也将出现显著的增加。

  根据国家卫计委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10月底,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数达98.9万个,较上年同期减少1151个。其中,医院增加1387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增加4964个,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减少7178个。在基层医疗机构方面,具体表现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3.4万个,乡镇卫生院3.7万个,村卫生室63.7万个,诊所(医务室)21.0万个。与上年同期相比,诊所增加,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减少。

  可以看出,我国医疗卫生机构主要集中在城市社区和(乡)村镇等基层领域。然而,数据显示,现阶段我国基层卫生服务能力较低,学历水平普遍不高,其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卫生院中学历在大学及大学以上的人员占比仅26%、9.6%。由于大医院有着更好的医疗设施与人才、技术,所以城市社区和(乡)村镇等基层医疗机构虽然集中了我国医疗机构的绝大部分数量,但对于医疗设施和人才、技术的需求有着巨大的缺口。所以,提升基层医疗机构的人才、技术储备对于我们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至关重要,我们还有很大空间。

  保健服务。随着收入的提高,包括“治未病”和以保健品、健身为代表的疾病预防和健康提升将成为人们对美好生活需求的重要诉求。我们认为,中医“未病先防”、“已病防变”和“瘥后防复”的“治未病”理念,在常见病、慢性病的预防、调养和康复方面具有显著的优势,顺应了医学从疾病医学向健康医学的转变,在当前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叠加国家对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未来将迎来历史性发展机遇。

  在保健品领域,2016 年我国市场规模达到了2644 亿元,实现了2010年来6 年复合增长率达23.7%的增速,目前我国的保健品功能主要集中在调节免疫、营养补充、辅助降血脂,以及抗疲劳和补充维生素等方面,占保健品总数的70%以上。在理念上,人们对保健品的认识也在出现显著变化,从健康养生是老年群体关注的事情到青壮年人群普遍接受、使用保健品,这一格局的变化,是人们工作压力加大和“亚健康”现象集中爆发的表现,当前我国保健食品的市场渗透率还不到10%,而美国保健食品及膳食补充剂的市场渗透率已近80%,伴随青壮年群体对补充维生素、提高免疫力、美容养颜等方面的保健品需求越来越高,我们认为未来我国在保健品市场领域大有作为,按照未来30%的复合增长率,预计到2030年该市场规模在10万亿左右。

  在健身领域,近年来随着人们对肥胖以及健身运动的不断警惕和强化,走进健身房、健身馆以及参加户外竞技运动(如,马拉松)人数不断增多,运动营养品和体育管理产品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在“健康中国”战略和体育产业大发展的背景下,竞技体育和全民健身发展迅猛,中国运动营养品和体育管理产品未来增长潜力积极可期。

  当前家庭护理服务在我国发展还较为缓慢,但随着健康产业的大发展,以及市场资源配置的不断深化,未来家庭护理服务将成为我国健康产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毕竟随着老龄化的不断加重,未来针对以老年群体为主的家庭护理服务将日益占据主导地位。我们认为,家庭护理服务在期限上,可以分为短期护理和长期护理;在护理对象上,可以分为全能、半失能和失能,它和居家养老一起,将成为未来我国家庭护理服务的全新实践。

  当前,在我国已有部分企业开始着手这一市场的开发、建设,并和居家养老糅合在一起,为家庭护理服务提供全新的服务。

  以中民未来为例,作为中民投旗下的居家养老事业,中民未来通过在社区建设覆盖面广泛的包括养老站点等在内的社区服务中心,围绕社区增值服务,为老年人提供高效化的上门服务和护理服务。与此同时,它通过盘活城市经济型酒店、政府招待所、政府宾馆等物业资源,建设家门口的养老院,给社区的老年人提供餐饮、娱乐、医疗保健,包括康复和短期居住在内的各项服务。

  以物业为入口,以金融为手段,以养老为核心,是中民未来的商业模式。截至2017年6月底,中民未来已经收购管控的物业面积将近6亿平米,进入了130个城市,覆盖了3291个社区,服务人群近2000万。通过紧紧围绕物业入口,再积极搭建由以街道为基点的养老服务店、以区域为基点的养老服务站和以城市为基点的养老服务中心,中民未来已经构建起了辐射三公里的城市养老服务网络。

  目前,中民未来的居家养老主要提供上门护理服务,包括餐饮、上门照顾、健康档案管理。而它所建设运营的小东门长者照护中心,还有短期居住功能,就像一个托老所,覆盖着几个社区,围绕老年人的餐饮、娱乐、康复等方面提供服务,不仅配备有专业的护理师,还有护士为老人提供康复锻炼指导。下一步,中民未来还将从活力老人入手,由上往下地推进对行业内专业的养老、康养资源的支持和人才培训。

  健康管理的概念最早见于美国,如今各大健康风险管理和疾病管理公司遍布美国各洲,覆盖了从纽约、芝加哥、洛杉矶到诸如怀俄明州和密西西比州的偏远农村小镇,足见美国健康风险管理市场的繁荣和成熟。不过,美国在健康风险管理上取得的成就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的兴起、发展也经历了漫长的探索实践过程,其间甚至伴随着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痛苦。

  1973年,美国国会通过《健康管理法案》(Health Maintenance Organization Act),从制度上确保了健康风险管理的发展。在此之前,美国卫生系统面临着来自患病率、医疗质量和医疗成本的巨大挑战。数据显示,在慢性病患病率上,1.33亿人美国成年人中,至少有一种或者一种以上的慢性疾病,这一数字相当于美国成年人人口的一半,致死率高达70%。当时,严峻的医疗质量所引发的美国人对于医疗服务体系和健康服务业质量的关注,以及对公共健康问题的舆论,给美国政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相关报告统计显示,美国每年因可避免的医疗差错导致的死亡最高达到9.6万例,超过了美国每年因为交通意外死亡的人数。

  另外,美国还面临着高昂的医疗成本。美国人健康投资总费用达到GDP的16%~18%,但是这笔巨款却被封存起来,难以带来社会价值。其次,63%的美国老年人的医疗保险中,投保人往往患有有两种以上不同的慢性疾病,这些慢性病人所带来的医疗卫生成本,就消耗了95%的经费,公共卫生所暴露出的严重、突出问题,迫使着美国开始探寻健康管理之路。

  《健康维护法案》的颁布实施,推动了美国健康管理的发展,一改之前只能由非营利机构提供健康管理服务的规定,允许商业保险公司与独立医生签约,提供医疗健康服务。随后,健康管理服务逐渐融入健康险,HMO(健康管理)成为早期管控型医疗保险(Managed Care)的主要形式,相比传统报销型保险产品面临过度医疗、过度用药、赔付率高的问题,HMO与医生签约,每年向医生付一定费用,同时要求患者到指定医生、医院就诊,能有效管控医疗费用。

  与此同时,美国还通过实施以科学为基础的健康促进和疾病预防的十年国家目标——“健康国民”行动,不断提高全民健康水平。

  法制的不断完善强化和促进国民健康行动配套措施的实施,大大提高了美国国民的健康管理参与程度,早在1997年,便有7700万的美国人在大约650个健康管理组织中享受服务,有超过9000万的美国人成为健康管理计划的享用者,即每10个美国人中就有7个人享受健康管理服务。

  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在健康管理上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实践模式,就是健康风险管理公司与保险公司的合作,通过强化预防和健康维护,实现早预防、早诊断、早治疗,最终它在显著提高每个美国人疾病预防意识的同时,也提高了他们的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以至于在美国可以随处看到各种健康管理组织,医学健身学会、医疗健身中心,还有健康管理研究方面的美国健康与生产力管理研究院(IPHM),等等。

  美国之所以强调健康风险管理公司与保险公司开展合作,主要原因在于健康风险管理公司很好地帮助了保险公司解决了“健康险年年保费上涨却仍旧亏损”的问题。随着健康风险管理公司在控制医疗成本上表现出日益显著的成效,保险公司向健康风险管理公司支付服务费的形式现在正越来越多地被采用和普及开来。

  在美国,健康风险管理公司极其注重“健康管理从自身做起”,将其植入公司文化中,在他们看来“帮助每一个人促进和维护健康”不仅是一件很伟大的事,还是自己的一种使命感。它们的呼叫中心,有的拥有多达数百名医学专业人士,他们通过电话耳机礼貌、低声地和客户沟通着目前的疾病控制情况,了解其用药情况,并给予适合的运动及饮食方式,在这里他们扮演的不再是医生,而是健康教练。以至于在美国不仅有很多保险公司采用健康风险管理公司的服务来管理保户的健康,提升保户健康水平以其降低未来的理赔费用,更有大型的企业雇主雇佣这些健康风险管理公司来管理它们员工的慢性病,以提高员工健康水平。

  如今,美国商业保险公司不仅是医疗保险的付费者,也日益成为健康风险管理的主力。各大保险公司均有健康管理发展战略,包括针对糖尿病、冠心病等慢性疾病管理都有着自己的实施方案。

  联合健康集团(UnitedHealth Group)于1974年成立,1984年在纽交所上市。目前,联合健康集团已是美国最大的商业健康险公司, 2017年在世界500强中名列第13位。

  联合健康拥有健康保险和健康服务两大业务群:健康保险服务于企业员工、个人、政府计划中的老年人、低收入群体;健康服务承担健康、医疗、护理等职责。联合健康通过两大业务的独立运营,同时强化两大业务板块间的协同,依靠健康保险业务在前端发挥获客效应,而在后端借助健康服务业务积极承担健康管理、医疗服务功能,并通过自建的医疗网络,提升服务效率,管控医疗费用,打造生态化系统,形成业务闭环。

  由于美国医保体系分为公共医保和商保两部分,公共医保主要是Medicare(为65岁以上老年人提供医疗保险)和Medicaid(为低收入人群、残疾人、儿童等提供医疗保险)。除此之外,需要付费购买医疗保险,即商业保险,企业员工通常由公司购买,小业主、非正式员工等则需自主购买。所以,在联合健康集团保险业务体系中,为雇主和个人提供商保服务成为最重要的保费来源,覆盖全美超3000万人。其中,各类企业是其最主要的客户,大型企业通常自建基金,联合健康为其员工提供医疗健康服务,企业向其支付服务费用;小企业则会购买保险产品,支付保费。除此之外,联合健康还包括老年人业务、政府医疗补助业务及国际业务。

  老年人业务。主要为50岁以上的老年人提供医疗险,包括政府Medicare项目以及AARP(美国退休人员协会,是美国最大的老年人协会,目前有3800万会员)会员,2016年,联合健康大约有25%的保费就来自美国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Centers for Medicare & Medicaid Services)所涵盖的老年群体。可以说,与Medicare和AARP合作对联合健康获客助力极大,至今其老年人客群最主要来源仍然是Medicare和AARP。

  政府医疗补助业务。由政府机构付费,为经济困难人群提供医疗保险,其客户包括Medicaid、CHIP(儿童健康险计划)以及其他政府健康计划。

  国际业务。联合健康在全球范围内提供医疗保健业务,目前已经在超过125个国家有着广泛市场,尤其在巴西,服务客户超过600万人,经营有40多家医院,并与2.2万名医生、1900家医院签约。

  联合健康旗下健康服务业务,包括健康管理公司OptumHealth、健康信息技术服务公司OptumInsight、药品福利管理公司OptumRX等子公司,服务人数超过1.15亿人,覆盖了全美80%医院以及34个州政府机构。

  OptumHealth。公司构建了包括门诊、护理中心、家庭健康服务在内的相对完备的医疗护理体系,可以直接向用户提供医疗、健康管理服务。截至2016年底,该健康管理公司签约的医生超过2万名,拥有近200个邻里护理中心,还进行了100万例的家庭健康评估,服务用户达8300余万。

  OptumInsight。主要提供技术服务,为医院、健康险公司、政府等机构提供信息系统、数据和咨询业务。2010年,美国医学协会直接选择该公司电子健康记录系统供医生使用,2013年公司还推出了optum360,以供大型医院和卫生系统进行收入管理和医疗文件记录。此外,OptumInsight还为300多个健康计划提供技术支持,帮助它们提高效率,进行风险管理,以及实现合规性和业务目标。

  OptumRx。主要是提供药品管理服务。由于美国实行医药分离政策,医院只设住院药房,不设门诊药房,门诊病人需要自己前往药店买药。OptumRx作为联合健康旗下药品福利管理公司,通过在全美拥有的6.7万个零售药店以及多个快递公司,直接为6500万人提供药品服务。

  目前,美国主要的健康险公司都采取管控医疗保险的业务模式,即“保险+健康管理”,通过医疗健康体系进行医疗费用管控。除联合健康外,美国其他几大健康险巨头,如安森保险、安泰保险也都采取类似业务模式。它们通过对客户身体状况、生活方式、赔付记录等健康数据,构建用户健康画像,筛选并自动触达高风险客户,为他们提供定制的降低健康风险计划和保健、医疗方案,并为患者匹配医疗体系内更有效的设备、更合适的医生,以及改进医生治疗方案,在提高康复率的基础上,同时降低医疗费用。

  可以发现,这种“保险+健康管理”的模式可用于健康险的风险管理,且在风险管理中的作用正在前置,由最初发病后被动降低医疗费用,到现在主动管理用户健康,直接降低风险发生率。无疑,这种具备综合性能的防治体系能够有效打通“保险系统”与“医疗系统”间的“梗塞”,更有利于人们对健康的有效管理,以及对疾病的预防和治理,从而将其控制在萌芽状态,从另一方面说,这样一种健康管理系统也更能够构筑一个健康长寿的现代社会。

  反观中国市场,由于医院体系较为封闭,保险公司与医院、保险用户之间还并未形成这种高度协作的生态化系统,传统的走报销流程仍然普遍,以至于过度医疗、过度用药的情况还广泛、深刻存在。

  未来,我国如何借鉴美国“保险+健康管理”这种市场化模式,有效打通保险公司、医疗系统、客户以及政府管理机构,通过鼎力协作,形成从前端的健康保险市场到后端的健康服务市场完整的现代化的健康服务体系,打造生态化系统,形成服务、管理闭环,在此过程中,切实厘清政府、市场与客户间的关系,促进我国健康产业专业化、市场化发展,铸就新经济发展体系,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地方,也是我们努力前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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